2012年06月28日 蘋果日報
吳景欽
由於醫療人員動輒遭告的現況，已使醫界成為犯罪率最高的行業，尤其是最易造成醫療糾紛的急診室，不僅人力嚴重短缺，更使年輕醫師望之卻步。
根據統計，從2000年到2008年，地方法院針對醫療糾紛的判決資料，竟有312名醫師成為刑事被告，雖然最終多獲判無罪或緩刑，但由於每個案件光一審判決，就須耗時3年多，不僅耗費司法資源，對被告、對病人或其家屬而言，都是煎熬。如此，將醫療過失除罪化，似乎是解決此困境的最佳手段。法務部亦將在7月6日舉辦醫療過失應否除罪化或嚴格化的公聽會。惟這真的能解決問題嗎？
惟立法者僅能針對一般性與普遍性事務為立法，若將醫療過失的刑責加以免除，即是將某個群體或行業排除於《刑法》之外，實違反個案立法之禁止，致有違平等原則。退一步言，即便認為除罪化有其正當性，惟目前衛生署所提《醫療法》第82條第3項，即規定故意或重大過失才負刑責的草案內容，不僅只是部分的除罪化，亦難於現實面為適用。
鑑定結果恐遭質疑
依據《刑法》第14條，過失僅分為有認識與無認識過失，而針對業務過失致人於死或傷，則在《刑法》第276條第2項及第284條第2項，分別有加重處罰的規定。除此之外，在我國《刑法》中，並無針對輕、重過失，致有法定刑不同的規定，而是由法官依具體個案來為量刑審酌。
所以若將醫療行為的刑事責任限縮至重大過失，現有《刑法》體系並無此概念，刑事司法實務亦未曾對此為定義下，勢必得沿用《民法》所確立的規範。惟基於《刑法》乃在制裁、民法則在解決私人紛爭，兩者立法目的不同下，是否可為相互的沿用，實有相當大的疑問。
為避免對重大過失的解釋分歧，或可將重大過失轉化為「嚴重違反注意義務及偏離醫療常規」的具體明文，但所謂「嚴重違反注意義務」，其中嚴重與否標準何在？而在醫療行為的高度專業與複雜化下，所謂「醫療常規」，又該何處尋？因此，如此的轉化與重大過失實無太大差異，反可能帶來解釋上的歧異，致造成類似案件卻有不同結果差別對待，司法威信必也因此受質疑。
所以，即便將醫療行為致人死傷的刑責限縮至重大過失，但因檢察官與法官非醫學專家，也只能送請鑑定，而在目前醫事鑑定機關有限，且制度也不夠周全下，任何鑑定結果，肯定都得面臨不客觀的質疑，因此所為的司法判決難得當事人信服的問題，依然存在。更令人擔心的是，在重大與否的有權解釋者乃為檢察官或法官下，則此法條恐成為司法者推掉燙手山芋的最佳藉口，而病患或其家屬仍會以民事訴訟的方式來請求賠償與找尋真相，醫師與病患仍不能免於長期訴訟之累。
也因此，解決醫療糾紛根本之道，絕不在除罪化，更不是藉民事訴訟來達成，而是強化訴訟外的紛爭解決途徑。即如何藉由醫療補償制度的建立，來讓病患於第一時間獲得補償。而衛生署已提出多年，且以調解與仲裁為優先的醫療糾紛處理法草案，尤其是建立醫者與病者間的自律型對話機制，更有盡速檢討與立法的必要。否則，越來越多的醫師會心灰意冷致萌生退意。
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