吳景欽
原本依據《刑法》第1條後段及第2條第2項，即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，亦有不溯既往原則的適用，即只要行為時點在2006年7月1日之前的性侵害犯，即不適用刑後強制治療的保安處分。再加以性侵害犯屬重罪，審理期間動輒超過五年，且還須服刑完畢下，目前能適用此強制治療處分的人數仍屬有限，而可暫時以台中監獄所附設的培德醫院為矯治處所，多少為專門醫院找尋與設立的困難，舒緩一些壓力，並能有一定的緩衝期間。
惟在去年10月，由於性侵害犯於假釋或出獄後的再犯事件頻傳，因此，立法院即在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增訂第22條之1，而將刑後強制治療，亦溯及於2006年7月1日之前的性侵害犯，並於今年1月1日生效。此種不利溯及，雖在防止再犯，卻已屬一種事後法處罰，致違反罪刑法定原則，而嚴重挑戰著《憲法》底線。同時，必會造成矯治人數的大量增加，而使得專門醫院的設立更趨於迫切。或許也是造成此次事件，法務部想魚目混珠、暗度陳倉的原因所在。
因此，如何落實矯治，並建立專門矯治處所，必是當務之急。對於可能的反彈聲浪，法務部肯定得花時間與當地居民溝通，並將所有專區設立與管理資訊公開以來接受監督，而非以強度關山方式為面對。
法務部在鄰近台中監獄之處，興建性侵害刑後強制治療的專區，引發台中市政府以未先受告知而強烈抗議。事實上，自從對性侵害犯刑後強制治療立法通過後，此制度即面臨違憲爭議與執行的困難。
2005年1月《刑法》修正時，為了防止性侵害犯的再犯問題，即仿效德國自納粹時代即存有的保安監禁制度，而增訂《刑法》第91條之1，即刑後強制治療的保安處分，並於2006年7月1日正式生效。根據此條文，性侵害犯經評估具有高度的再犯危險時，即便已經服刑期滿，仍須接受強制治療，直至再犯風險明顯降低為止。雖然強制治療非刑罰而屬保安處分，可以勉強規避雙重處罰的質疑，但就拘束人身自由而言，實與刑罰相差無幾。又關於強制治療的期間，僅言明至再犯風險明顯降低為止，而無最長期間的限制，強制治療即可能成為一種變相的長期，甚至是終身監禁。
公開資訊接受監督
所以，為避免雙重處罰質疑，對性侵害犯的刑後強制治療處分，重點應在矯治而非監禁，因此，於法、於現實皆不能將矯治處所設於監獄內，而須找尋專業醫療處所。惟一般的醫療機構不可能接手此燙手山芋，自得另闢地點以為專門醫院的設置，但法務部只要宣布設立地點，必遭當地居民反對下，此專責、專業的治療處所，即便已遭監察院糾正，卻仍陷入遲遲無法設立的窘境。
原本依據《刑法》第1條後段及第2條第2項，即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，亦有不溯既往原則的適用，即只要行為時點在2006年7月1日之前的性侵害犯，即不適用刑後強制治療的保安處分。再加以性侵害犯屬重罪，審理期間動輒超過五年，且還須服刑完畢下，目前能適用此強制治療處分的人數仍屬有限，而可暫時以台中監獄所附設的培德醫院為矯治處所，多少為專門醫院找尋與設立的困難，舒緩一些壓力，並能有一定的緩衝期間。
惟在去年10月，由於性侵害犯於假釋或出獄後的再犯事件頻傳，因此，立法院即在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增訂第22條之1，而將刑後強制治療，亦溯及於2006年7月1日之前的性侵害犯，並於今年1月1日生效。此種不利溯及，雖在防止再犯，卻已屬一種事後法處罰，致違反罪刑法定原則，而嚴重挑戰著《憲法》底線。同時，必會造成矯治人數的大量增加，而使得專門醫院的設立更趨於迫切。或許也是造成此次事件，法務部想魚目混珠、暗度陳倉的原因所在。
因此，如何落實矯治，並建立專門矯治處所，必是當務之急。對於可能的反彈聲浪，法務部肯定得花時間與當地居民溝通，並將所有專區設立與管理資訊公開以來接受監督，而非以強度關山方式為面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