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前龍應台部長至立法院報告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情形，面對幾位立委的質詢，如白色恐怖的加害者是誰，人權博物館該如何呈現蔣介石的功過等問題；龍部長從先前將加害責任歸於「集體」、「結構」說，轉為表示她身為部長不能將個人價值觀加諸博物館，這有賴社會集體討論。觀之令人不解，連馬總統早在2007年，即已承認在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中蔣介石有其責任，為何龍部長會如此難以啟齒。
蔣介石統治對台灣功過的歷史評價，是複雜而難解的問題。但若討論聚焦白色恐怖的人權博物館中該如何呈現他的角色，或許問題會相對單純些，雖然蔣氏也並非唯一的答案，同等重要的還有整個加害體制的問題，例如軍政高層領導者如何利用操縱行政、司法（軍法）箝制社會，即便1954年底台海局勢已大致穩固後仍續行數十年的戒嚴統治，剝奪人民基本自由；情治保防系統對社會的掌控與滲透，炮製政治案件等都必須一一被研究與呈現。
但研究體制不等於無視個人，例如陸續有學者研究，蔣經國自50年代起統領各情治機構，偵辦政治案件的特務頭子角色。或如學者蘇瑞鏘檢視50年代檔案，軍事法庭判決後會經保安司令部、國防部（部長、參謀總長）與總統府長官（祕書長、參軍長）核閱，首長們加註意見後再呈總統核定，許多判決即是在這核覆過程中被加重。蔣介石的直接批示改判死刑或加重刑期已相對廣為人知；但從檔案中亦可發現時任上述要職的桂永清、周至柔、劉士毅等人亦分別多有類似改判。我們該怎麼看待這些角色、行為都很明確的高階官員，他們的裁量有標準可循或是任意為之？
反映上頭意識形態
此外，我們又該怎麼理解下級的軍法官，尤其當有些人還因為原始判決過輕而被上級議處時。這些複雜難解的問題，必須透過呈現加害體制的複雜性，揭露位居光譜不同處的加害者、體制協力者的多樣性，才能跳脫單一、刻板的「加害者」標籤，而有助於後世思考當時個人與體制的關係，也才可能進一步釐清個人責任、乃至更深層的人性、倫理反省等議題。
人權博物館應該是一個可以呈現戒嚴體制多重面貌的公共空間，再現不同族群與生活背景的受難者與複雜的加害體系。部長固然不應在展覽內容強加個人喜好，但從展覽主軸、邀請參與的學者專家、選用的歷史素材，卻都可反映出主事者的意識形態。
當龍部長連最淺顯的，蔣介石在其中是否有過的問題都無法面對，我們實難想像她主政下的博物館會呈現什麼樣的視野。
更重要的是，龍部長在表面、形式的中立客觀下，卻未能進一步告訴我們，她具體來說，在實務、政策上將如何引導、促成社會對話，乃至凝聚共識。如果要「真誠、勇敢、謙卑」面對如此龐大繁雜的歷史，只撥給博物館6個員額夠嗎？大量仰賴短期專案人員是國家級博物館該有的資源配置嗎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