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高法院刑事庭會議「法官職權調查義務只限對被告有利事項」的決議，引發審、檢激戰，連最高檢察署都加入戰局，痛批最高法院「侵犯立法權」。最高法院昨天罕見以「判決書」回擊，指責檢方在一起性侵案中未盡舉證責任，反以法院沒有調查證據為由，上訴最高法院，直批檢察官怠忽職守。
這起讓法院一吐為快的性侵案，是發生在九十七年間，廿五歲在高雄市政府工作的陳姓男子，愛上同事年僅十五歲的女兒，二人進而交往，並成為男女朋友。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晚間，陳與這名國三女生一起出遊，並發生性行為。九十八年四月七日二人分手後，女生行為被母親察覺有異，經詢問後，才知道她與陳有性關係，向警方提出告訴。
檢方依女生證稱，認定陳在九十七年十二月卅一日到九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，每周六、日下午，都和她性交，依一罪一罰，起訴陳廿個妨害性自主罪。一審認為，該女指訴過於籠統，日期也是推算的，判決十次有罪，十次無罪。
檢方對無罪部分並無不服，被告陳男則就十次有罪部分上訴。二審依陳的同事證詞，證實女生指稱的九次性交時間，陳都有不在場證明，所以將九次有罪的判決撤銷，改判無罪，僅論處一次妨害性自主罪。
但檢方卻以法院在審判中沒有調查證據為由提上訴。最高法院審理後，認為原審判決並無違背法令，上訴不合法，十八日將案件駁回，判決陳七月徒刑確定。
引人注目的是，最高法院為了回應檢方連日來的抨擊，將本案的判決書放在法官論壇中，狠狠「修理」了檢方一頓。判決中內批評檢察官起訴不能「草率」，如果沿襲舊例，因「有全理懷疑」，即行起訴，此後袖手旁觀，依賴法院補足、判罪，是不夠嚴謹、不合時宜的做法。
判決書內同時「教育」檢察官，應引進企業經營、經濟效益的新觀念，選擇罪證明確的證據做為「起訴客體」，才能在法庭攻防中，獲得致成功、實效，達到打擊犯罪的目標。
